导读：这篇文章既能独立阅读，也能作为《东周列国志》第四回的补充——书中对这48年的描写不够详细，我结合史实补充这段内容。欢迎各位读者去看我的系列文章“解读《东周列国志》的乱世与智谋”。
一、时间线总结首先，我们从时间线的角度梳理这四十八年的大事件，即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722年。
1.公元前770年，平王东迁。周平王在晋文侯、郑武公、卫武公、秦襄公等护送下，从镐（hào）京迁都至洛邑，东周历史正式开始。另外，周平王赐秦襄公“岐以西之地”，秦正式列为诸侯。
2.公元前769年，郑国灭郐（kuài）国。郑武公灭了郐国（今河南新郑西北），将原来的郑民，迁至郐地，筑城立国，号“新郑”。
3.公元前767年，郑武公灭东虢（guó）国（今河南荥阳东北），夺取虎牢关这个洛阳东大门，郑国领土进一步扩张。
展开剩余95%4.公元前766年，秦襄公率军西征犬戎，兵至岐山而卒。其子秦文公立誓承父志，继续开拓西陲。
5.公元前764 年：楚若敖去世，其子熊坎即位，是为霄敖。
6.公元前763年，秦文公率领七百人从秦人故地西犬丘（今甘肃礼县一带）出发，历时近一年，于次年抵达“汧（qiān）渭之会”（今陕西宝鸡水莲寨附近），并最终在此定都。
7.公元前760年，晋文侯杀携王。晋文侯杀虢公翰所立的携王姬余臣，结束“二王并立”局面，巩固平王地位。
8.公元前758 年：楚霄敖去世，其子熊眴（《史记》作熊朐）即位，是为蚡（fén）冒。
9.公元前757年，郑庄公出生。因他出生时难产（脚先出），被取名 “寤（wù）生”。
10.公元前750年，秦文公征伐西戎获胜。他收编周朝遗民，将岐山以西之地尽纳于秦境，岐山以东的土地归还给周王室。
11.公元前745年，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（今山西闻喜东北）。此后曲沃势力渐大，埋下晋国长期内乱（曲沃代翼）的根源。
12.公元前743年，郑武公（姬掘突）去世，郑庄公正式承袭郑国国君之位。同年，郑庄公应母亲武姜请求，将弟弟段封于京邑，段因此被称为 “京城太叔”。
13.公元前739年，晋国大夫潘父弑昭侯，迎立曲沃桓叔。桓叔虽率军入翼（晋都，今山西翼城），但遭晋人反击而败退。
14.公元前731年，晋国曲沃的桓叔（名成师）去世，其子继位，是为曲沃庄伯。同年，齐国国君齐庄公去世，齐僖公继位。
14.公元前724年，曲沃庄伯弑孝侯。曲沃庄伯（桓叔子）攻入晋都翼，杀孝侯。晋人反击，立孝侯子郗为鄂侯。
15.公元前723年，鲁惠公卒，鲁隐公即位。
16.公元前722年， 《春秋》纪年开始。鲁国编年史《春秋》始于此年。郑庄公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乱。
现在，我们分别按照周朝和诸侯国的角度，去了解东周开局48年发生的事情，周王室从天下共主沦为名义上的宗主，各诸侯则各怀异志、竞相扩张，诠释了何谓“礼崩乐坏”。
二、周平王东迁的前因后果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至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史称“平王东迁”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（迁都），它标志着西周的覆亡与东周时代的开启，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深刻转折。
而东迁的根本原因，需追溯到周幽王的统治时期。周幽王（姬宫湦shēng）继位后，沉湎酒色，重用佞（nìng）臣虢石父，导致朝政腐败。周幽王其最致命的决策是废嫡立庶（shù），废黜（chù）了申后及其所生的太子宜臼（即后来的周平王），改立宠妃褒姒为王后，其子伯服为太子。周幽王的这种行为，严重违背宗法制度，激怒了申后的父亲——申国的申侯（周幽王的岳父，周平王的外公）。
公元前771年，申侯决定报复，联合缯（zēng）国和西北的犬戎部落，发兵进攻西周都城：镐京。当犬戎兵临城下，周幽王点燃烽火求援，但王畿（jī）附近的诸侯却没有派兵救援（史书并没有记载具体原因，烽火戏诸侯只是故事）。镐京最终被犬戎攻破，周幽王仓皇出逃至骊（lí）山，被犬戎追杀而死，西周宣告灭亡。
周幽王死后，申侯、鲁侯、许文公等诸侯共同拥立原太子宜臼（jiù）为王，即周平王。然而，新的王室面临严峻局面。镐京经过战火的洗礼，已残破不堪，且关中地区已经被戎人占领，安全无法保障。加之可能的自然灾害，周平王在即位的第二年（公元前770年），决定放弃镐京，东迁至洛邑。
东迁的最直接理由，是申侯与犬戎，他们是直接推手。申侯为外孙夺位而引狼入室；犬戎则为掠夺而来，对其造成的破坏与持续威胁，让周平王感到不安。
而秦、晋、郑三国诸侯，他们成为东迁的最大受益者。
秦襄公率兵护送周平王有功，被周平王正式封为诸侯，并赐予“岐山以西”的土地。这为秦国日后征伐西戎、扩大领土提供了合法性，而其他诸侯国不得干预。
晋文侯选择支持周平王，出兵护送。他的回报是周王室默认了对河东肥沃土地的占领权，极大地增强了晋国实力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晋文侯后来袭杀了另一位被拥立的周携王，终结了“二王并立”的局面，有力地巩固了周平王的地位。
而郑武公，继承其父郑桓公的职位成为周朝卿士，护送东迁使他更接近权力中心。周王室对其向东扩张的战略采取了默许态度，为后来郑庄公“春秋小霸”创造了条件。
平王东迁的直接后果有哪些？
东迁后，周天子直辖的“王畿”面积大幅缩小，仅剩洛邑周边约两百里的地盘。军事和经济实力一落千丈，不仅无力号令天下，反而需要依赖诸侯（如郑、晋）的保护，从天下共主沦落为需要诸侯国支持的弱势君主。西周时期，周朝天子最核心、最精锐、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西六师 和殷八师（成周八师），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无力再号召诸侯国了。
王室衰微，导致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松动。考古发现，春秋初期一些诸侯（如郑国、曾国）的墓葬中已出现九鼎八簋（guǐ）的组合，公然僭用天子之礼，这是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时代结束的早期实物信号。
《史记》记载，平王东迁时“并没有迁徙（xǐ）丰、镐二京的百姓”，这使得洛邑根基薄弱。王室权威扫地，强大的诸侯国不再恪守朝觐纳贡之礼，转而相互攻伐、扩张势力。秦、晋、郑等国通过护送东迁获得的资本，迅速成长为区域强国。从此，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从西周的统一王权时代，进入了以列国争霸与兼并为主旋律的春秋战国时代。
三、晋国内乱与曲沃代翼周平王东迁以后，周王室的权威瓦解并未止步于天子与诸侯之间，而是蔓延至诸侯国的内部。
晋国，这位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，而地位显赫的“方伯”，率先上演了一场持续数十年、彻底践踏嫡庶宗法的大戏。
晋昭侯（姬伯）在公元前745年将叔父成师（曲沃桓叔）封于曲沃，是晋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，直接导致了长达67年的“曲沃代翼”内战。那么，晋昭侯（姬伯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封呢？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？
根本原因是成师（曲沃桓叔）势力强大，晋昭侯即位时政局也不稳定。
成师当时已58岁，以“好德”著称，在晋国内积累了庞大的党羽和人望声望，“晋国之众皆附焉”。他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。
晋文侯在位时功勋卓著，尚能压制其弟成师。他去世后，其子昭侯年幼（或至少政治权威不足），无法有效控制局面。成师一党很可能（我猜测）在晋文侯死后就企图破坏“父死子继”，推行“兄终弟及”，想拥立成师为国君。
晋昭侯被迫妥协，这很可能是两派斗争后的政治结果。太子伯（昭侯）依据宗法获得君位，作为交换，必须给予成师超规格的封地和待遇以平息其野心。这并不是奖赏，而是缓和内乱的权宜之计而已。
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记载：“惠之二十四年，晋始乱，故封桓叔于曲沃。”一个“故”字点明，分封是为了应对已经发生的动乱。晋昭侯希望将这位危险的叔父调离权力中心（国都翼或绛），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从结果来看，晋昭侯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——曲沃凭借其“邑大于国都”的地理优势与丰饶资源，成为成师集团积蓄力量、招揽人心的战略堡垒。
而之后也有类似的事件，郑国的“京邑之封”。郑庄公封弟叔段于京邑，都是新君迫于母亲或宗室压力，对强势弟弟进行的安抚性分封。但晋昭侯的处境比郑庄公更被动，成师的势力也比叔段更强。
而晋昭侯的分封却选错了地方，曲沃是一个能够发展壮大的基本盘，为日后灾难埋下了祸根。
曲沃规模远超国都。曲沃曾是晋国旧都，城池规模、经济基础都比当时的国都更宏大。
曲沃位于汾河与浍（huì）河交汇处，土地肥沃，交通便利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控制着盐池（经济命脉）和铜矿（战略资源），是晋国的南大门和通往周王室的要道。将如此富庶险要之地封给成师，等于给了他一个独立的王国基础。
晋国大夫师服当即尖锐批评，指出国家应“本大末小”才能稳固。如今作为诸侯国的晋国，却在内部又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“国”（曲沃），预言内乱将起（“晋之乱其在曲沃矣！”）。
曲沃势力的崛起，迅速演变为对翼城晋侯大宗的直接武力挑战。从公元前739年至前718年，冲突不断升级。
这期间小宗（曲沃）对大宗（翼）的有三次猛攻。
公元前739年（晋昭侯七年），晋大臣潘父弑杀晋昭侯，迎曲沃桓叔入翼。翼城国人起兵抵抗，桓叔的军队没法攻破翼，败退曲沃。国人诛杀潘父，立昭侯子平为晋孝侯。这场猛攻的关键点是，第一次显示了“国人”（国都民众）作为宗法秩序基层维护者的力量，暂时挫败了小宗的篡位。
公元前724年（晋孝侯十五年），曲沃庄伯遣人弑杀晋孝侯，并趁机发兵攻翼。荀国等诸侯出兵援助翼城，击退庄伯。翼城立孝侯弟郄（qiè）为晋鄂侯。这个事件中，周边的诸侯国开始介入，维护大宗的合法性，但晋国内部两政权并立的局面已牢不可破。
公元前718年（晋鄂（è）侯六年），曲沃庄伯以重金贿赂周桓王，并联合郑国、邢国，以“捍卫天子”名义共同伐翼，成功驱逐晋鄂侯。但随后庄伯与周王关系破裂，周桓王命虢公率军讨伐曲沃，庄伯退兵。同年，周王改立鄂侯子光为晋哀侯。点评：周天子先受贿支持叛逆，后又为维护表面秩序转而讨伐曲沃，其态度的反复与基于利益的摇摆，赤裸裸地暴露了宗法最高裁决者已丧失原则与威信。
公元前718年的挫败并未终结曲沃的野心。前716年，曲沃庄伯去世，其子姬称（后来的曲沃武公）继位。更为激烈的最终阶段即将到来，并为近六十年后（前678年）曲沃小宗最终获得周王室正式承认、完成“代翼”埋下伏笔。
之后的晋国发生的事件已经超过本文讨论的时间线，将会在其他文章中继续论述的，敬请关注。
四、春秋三小霸之一的郑庄公周王室东迁后，权力出现了真空，而郑国又靠近新的国都洛邑，为郑国的强势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战略窗口。从郑武公的武力开拓到郑庄公的权谋布局，郑氏三代在短短五十年内，完成了从一个寄居他邦的流亡政权到中原强国的蜕变。
郑国的“小霸”根基，是郑武公以护送之功和军事活动奠定的。公元前770年，郑武公联合秦、晋等国击退犬戎，并亲自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。之后，他被任命为周王室卿士，得以常驻洛邑，执掌王政。这个职位赋予了郑国无与伦比的政治合法性，使其后续扩张行动能时常披上“王命”的外衣，《东周列国志》后续也会提到假借王命的事件。
郑武公坚决执行其父郑桓公的东扩遗策。在公元前769年至前767年间，他利用军事手段，迅速吞并了位于今河南荥阳、新密一带的东虢国和郐国，以及周边的鄢、蔽、补、丹、依、弢、历、莘等八个附庸小邑。此举被称为“武公之略”，使郑国成功在中原腹地——河、济、洛、颍之间的膏腴之地站稳脚跟，基本实现了“前华后河，右洛左济”的领土蓝图。随后，他将国都迁至新郑。
为快速增强国力，郑武公采取了“解放商人”的政策，释放了原被周朝定为世袭奴隶的殷商遗民，利用其商业与手工业的技能繁荣经济。
在扩张手段上，他展现了高超的权谋。公元前763年，为攻灭胡国，他先嫁女于胡君以示好，当大臣关其思提议伐胡时，他怒杀关其思以麻痹胡国国君，随后突然发兵偷袭，成功灭胡。到郑武公去世时（前744年），郑国已从一个寄居政权，转变为领土坚实、经济雄厚的中原重要诸侯。
而郑庄公即位后，在巩固郑国内政的同时，开始更主动地运用其卿士身份，将郑国的势力推向顶峰。
郑庄公即位初期，其母武姜与弟弟共叔段密谋夺权。郑庄公采取欲擒故纵之策，纵容叔段在京邑（今荥阳东南）坐大，最终在其公开叛乱时迅速出兵，在鄢地将其击败。这场“克段于鄢”的内战，彻底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隐患，为郑庄公全力对外扩张扫清了障碍。共叔段之子公孙滑逃亡卫国，成为郑、卫冲突的直接导火索。
公元前722年，卫国以接纳公孙滑为由，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。郑庄公的反应迅速而强硬，且手段极具象征意义。次年（前721年），他“以王师、虢师伐卫南鄙”——即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，攻打卫国南部边境。这场军事行动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它并非郑国的私自报复，而是打着“尊王讨逆”的旗号。郑庄公首次展示了如何将王室卿士的职权，转化为服务本国利益的工具，为郑国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。
以下是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，简单提一下。
随着郑国日益坐大，周平王试图分权于虢公，引发郑庄公不满，双方关系恶化。周平王为了取得郑庄公的信任，竟然发生了 “周郑交质”的事件——周平王派王子狐到郑国为人质，郑庄公派太子忽到周王室为人质。天子与诸侯互换人质，将君臣关系堕落为对等的、互不信任的邦交关系，宗法伦理荡然无存。
矛盾最终激化为军事冲突。公元前707年，周桓王率王师及陈、蔡、卫等诸侯联军讨伐郑国，双方战于繻葛。郑庄公不仅击败王师，其将领祝聃更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。周天子不仅战败，且身受创伤，威严扫地。此战彻底宣告，在实力的对决中，周王室已不再是任何强大诸侯的对手。
五、秦国的崛起周平王东迁时给秦国开出了政治空头支票（即将被犬戎侵占的地方，分封给秦国，言下之意，有本事就自己去争取），却直接造就了一个未来的大秦帝国。秦襄公的受封，完成了秦国从“附庸”到“诸侯”的政治身份转变，更重要的是：以“伐戎”为名，合法收复并占有周人故地。这张支票的兑现过程，充满了血腥与艰辛，构成了秦国在陇西地区的早期扩张史。
兑现承诺的过程以持续战争为代价。秦襄公在受封后，立即开启了以“伐戎”为旗帜的东征。公元前766年，他亲自率兵讨伐盘踞岐山一带的戎人，但此战以秦襄公战死沙场告终。这次失败的远征，揭示了关中戎狄势力的强大和拓土的艰难，也表明了秦国东进决心的坚定。
继承父志的秦文公，以更为务实和持久的方式推进扩张。
秦文公三年（前763年），他以“东猎”为名，率兵沿渭水向东进行武装拓殖。次年（前762年），到达汧水与渭水交汇处，认定此处为天命所归，在此营建新的城邑（即后世考古确认的“汧渭之会”），作为向东扩张的核心根据地。
以新都邑为基地，秦文公对戎人发动多次进攻。最关键的一役发生在秦文公十六年（前750年），他再次伐戎并获得胜利，成功从戎人手中夺取了岐山以东的大片土地。
军事胜利后，秦文公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动作——将新夺取的岐山以东部分土地献给了周王室。这既兑现了“收复周地”的部分承诺，维护了“尊王”的政治正确，又使得秦国对剩余、且更广大的已占领土（岐山以西）的占有变得名正言顺、无可指责。
通过秦襄公、秦文公父子两代持续近五十年的军事与政治经营，秦国成功地将周平王的一纸空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疆域。其控制范围从原来的西垂之地，向东大幅推进，实际占据了包括今陕西扶风、岐山、凤翔、千阳、陇县、陈仓以及甘肃天水、礼县、西和等在内的广阔区域。这标志着秦国真正在关中西部站稳脚跟，拥有了肥沃的河谷平原作为立国根基。秦国由此从一个为周王室养马戍边的附庸，转变为一个拥有明确东进方向、坚实领土基础和强烈生存意志的诸侯强国，为其日后称霸西戎乃至吞并天下，奠定了最初的战略跳板。
六、楚国的江汉扩张当中原诸侯在晋国“曲沃代翼”的血腥内斗、郑国“克段于鄢”的权谋布局以及秦国“伐戎拓土”的艰苦东进中激烈竞逐时，南方的楚国正悄悄地抓住历史的战略窗口。周平王东迁洛邑（前770年）所引发的王室衰微，不仅重塑了中原的政治生态，更为久居江汉、长期被中原礼制体系边缘化的楚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机会。
西周时期，楚国地位极其低下，其始封之君熊绎在诸侯盟会上只能负责“置茅缩酒”、“守燎”等仆役杂事，被中原诸侯国明确视为“荆蛮”。
随着周王室东迁后权威崩塌，维系宗法礼制的政治与道德压力骤然减轻。楚国对周室的忠诚与敬畏迅速消散，一种基于实力、追求独立与扩张的“蛮夷”强国心态成为主导。虽然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的名言出自更早的楚君熊渠（周夷王时期）之口，但在平王东迁后的乱世中，这种“摆脱周礼束缚、自外于中原体系”的意识被彻底激活并付诸实践。
楚国不再将争取周天子认可作为首要目标，其一切行动的终极指向，是为未来彻底摆脱周朝爵位体系、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名分做准备。这直接为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悍然自称“楚武王”这一划时代事件，铺平了政治与心理道路。
楚国自鬻熊、熊绎时代起，便以丹阳（今河南淅川一带）为中心。在春秋初期，楚国持续经营江汉地区，核心任务是整合散布于此的“楚蛮”（荆蛮）部落势力。通过军事、政治与经济手段，楚国将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步转化为国家直接统治的基础，这是其后续一切扩张的前提。
虽然大规模灭国战争（如灭申、灭邓）多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的楚武王、文王时代，但对汉水流域众多小国的觊觎与压迫，在此阶段已开始酝酿与渗透。楚国对“汉阳诸姬”（周王室分封在汉水以北的姬姓小国，如随、唐、蔡等）以及其他小邦（如邓、鄀），很可能已通过军事威慑、政治联姻或经济控制等方式，逐步蚕食其势力范围，为将来的武力吞并创造有利条件。
本文讨论的时间即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722年，楚国并没有发生大事情，可以看作是为北伐做准备的蛰伏期。
周室东迁后，中央权威一落千丈。中原诸侯如郑、卫、宋等，或陷入内乱，或相互攻伐，无暇南顾。这使得汉水、淮水流域成为周王室控制力最薄弱的环节之一，为楚国整合江汉、徐图北进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外部环境。
中原诸侯的实践为楚国提供了现成的行动范本。郑庄公借“卿士”身份行兼并之实，秦襄公凭“伐戎”之名拓土关西。这些案例清晰地演示了如何在“尊王攘夷”的旧话语体系中，塞入基于实力的新扩张逻辑。楚国虽自称“蛮夷”，但对这套“借壳”战术心领神会。
到公元前722年前后，中原的地缘格局已初步显现：秦据关陇、晋控河东、郑扼中原腹心。这三大新兴势力形成了对中原的三角包围。
楚国若欲在未来争霸天下，其战略路径已然清晰：必须先彻底整合江汉平原，继而向北突破方城、申、邓一线，才能进入南阳盆地，最终与中原强国正面相遇。公元前770-722年的蛰伏与准备，正是为了走通这条必由之路。
七、齐国变革当周平王东迁的尘埃落定，历史的天平在关陇、河东、中原与江汉剧烈摇摆时，位处东边的齐国，正利用其相对独特的地缘位置与时间窗口，开启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。这场由齐庄公与齐僖公两代君主完成的转型，为日后管仲的彻底变法与齐桓公的“首霸”伟业，铺就了坚实的内外基础。
齐国变革的机遇，源于前770年周室东迁后“王室式微、礼崩乐坏、诸侯坐大”的宏观变局。对于远离中原核心战乱区、享有“负海之盐、山林之饶”的齐国而言，这是一个绝佳的发展“窗口期”。
自齐哀公被纪侯陷害、遭周夷王烹杀后，齐、纪世仇与齐国内部的长期动荡，使齐国国力一度受损。而周平王东迁后，周天子“再也没有西周时代的那种权威性”，这意味着外部政治束缚的松弛，齐国得以将主要精力从应对王室权威，转向内部的休养生息与对东方事务的主导。
变革的开始，由在位长达六十四年的齐庄公（吕购，前794-前731年在位）奏响。他的长期统治为齐国提供了难得的政治稳定期，其施政核心是恢复传统、发展经济、积蓄国力。
经济上，他改变了前代的保守政策，重新启用姜太公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治国方针。通过大力扶持鱼盐产业并开放与他国的贸易，齐国经济快速恢复并繁荣，吸引了大量周边人口，实现了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增长。
政治上，延续齐国“任人唯贤”的传统，齐庄公招揽贤臣，为长远发展储备人才。同时，他通过婚姻联姻（如将女儿庄姜嫁给卫庄公）等方式，与卫、邢、谭等国建立广泛联系，显著改善了齐国的外部安全环境。
军事上，面对北方戎族侵扰，齐庄公时期虽以防御为主，但国内稳定后便开始“操练军队”，并趁周王室威望衰落之际，“不断向外出兵，以增加齐国的领土”。到其晚年，齐国已成为东方实力较强的诸侯国，完成了由乱到治、由守到攻的初步转型。
齐僖公（吕禄甫，前731-698年在位）继位后，在父亲积累的国力基础上，将齐国的战略推向了新高度。
齐僖公执行了“东联郑国，西灭纪国”的清晰国策。他深知郑国因辅佐平王东迁，其君长期担任周王室卿士，政治地位崇高。因此，他主动与强势的郑庄公结盟（如“卢之盟”、“石门之盟”），并利用这层关系，在公元前715年成功朝见周天子，修复了自齐哀公事件后恶化的周齐关系，在政治上取得了“尊王”的合法旗帜。
朝见周王同年，齐僖公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家手腕。他成功调解了郑国与宋、卫的旧怨，促成宋、卫、郑三国在瓦屋结盟。以此为基础，一个以齐、郑、鲁、宋、卫为核心的五国同盟实际上得以建立，齐僖公成为事实上的盟主。此外，他还与鲁国在艾地会盟，巩固东方关系。
齐僖公时期的征伐，多是以盟主身份率领联军进行（如联合郑、鲁攻许，或应郑国之约伐鲁），战场常在齐国本土之外。这种模式既维护了同盟的团结、锻炼了军队，又保证了齐国本土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受战事严重干扰，形成了与晋、楚等国不同的“外向型”军事-政治扩张模式。
齐国抓住了周室东迁后的历史空窗期，通过发展经济、稳定内政、巧妙外交，成功实现了从“东海一隅”到“东方大国”的转型。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变革，为接下来齐襄公的进一步扩张，特别是齐桓公时期管仲推行全面、系统的变法改革，最终实现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春秋首霸伟业，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信誉、经济实力、外交与人才基础。齐国的崛起之路由此清晰：先内修纲纪，再外结强援，终成天下霸主。
八、考古发现：礼乐制度的瓦解礼崩乐坏的后果，就是导致诸侯国之间破坏周朝礼制，重建新规则，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。以下我们从考古的角度，去看看周朝天子的礼制如何逐渐被破坏。
西周严格规定的列鼎制度（天子九鼎八簋，诸侯七鼎六簋等）在春秋初期已被公然打破。最典型的案例来自郑国与汉水地区的曾国。在河南新郑的郑国国君墓葬与湖北京山的曾国墓葬中，均发现了“九鼎八簋”的礼器组合，直接僭用了天子的最高规格。
这并非孤例，在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，一座被认为是虢国太子（卿大夫级别）的墓葬（1052号墓）竟随葬了七鼎六簋，达到了诸侯的规格。从诸侯到国内卿大夫，对礼器的僭越已成为一种从上至下的普遍现象，标志着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观念下的等级规范已名存实亡。
西周铭文核心是记载“王命”与赏赐，格式严谨。而春秋初期铭文变得简短，大量出现诸侯或贵族 “自作”器物的表述，如黄国贵族“奚單”自作盘的铭文，通篇只关注器主自身与家族的永宝享用，不再提及周王。
更具颠覆性的是曾伯桼壶的铭文，它记载：“唯王八月，初吉庚午，曾伯桼神聖孔武，孔武舒遲，克逖淮夷……”。全文颂扬曾伯桼个人武功与德行，其“克逖淮夷”（战胜并远逐淮夷）的军事行动，并未声明是奉周王之命。这与西周强调“王令”的征伐铭文格式截然不同，表明诸侯已将自己视为独立的军事权力主体，自行承担并夸耀原本属于王权的“攘夷”职责。
周平王东迁的目的地洛邑，并非仓促新建。其作为“天下之中”的地位，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奠定。何尊铭文中“余其宅兹中国” 的记载，实证了此地自周成王以来便是王朝经营东方的统治核心。
东周王城遗址的考古发现——西南部的宫殿区、西北部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，以及东部王陵区震惊世人的 “天子驾六”车马坑——共同勾勒出一座功能齐备的王朝都城框架。然而，其规模（周长约15公里）与西周镐京已不可同日而语，这既是王室实力萎缩的写照，也预示着其“天下共主”的地位将更多地依赖于象征而非实力。
楚国丹阳（龙城），位于河南淅川的龙城遗址，作为楚国早期都城，面积达约87万平方米，其“回”字形城垣布局显示了楚人已建立起具相当规模的方国统治中心。遗址出土的云纹铜禁等精美重器，宣示着南土新势力的文化自信与实力。
秦国汧渭之会，最新考古确认的陕西宝鸡魏家崖遗址，即秦襄公受封诸侯后所营建的“汧渭之会”都城。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内，春秋早期城址、夯土建筑、高等级墓葬（包括五鼎墓）及车马坑的发现，填补了秦人都城序列的关键一环，是其东进关中、跻身诸侯行列的物理坐标。
郑国新郑，郑韩故城的考古发现，直接佐证了郑庄公“小霸”的物质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此发现的郑国公墓中使用九鼎八簋，公然僭越天子之礼，是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在都城空间与丧葬制度上的双重体现。
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？我早几年，接触《东周列国志》的故事，都是以听为主，能够明白大部分的情节。后来，我忽然发现，我越听越糊涂：因为我并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线。这样我就误会了一些事情的发生先后顺序，甚至误以为是同一年发生的。
所以，今年我再次重读《东周列国志》的纸质书，对于所发生的事件，都做了时间线的记录，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。
读到《东周列国志》第四回，发现时间线跳了差不多48年，所以我趁热打铁，尽可能梳周朝天子及其他诸侯国的大事件，这样就更加容易厘清脉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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